[32] 在5月3-13日的意见中，西南区、松江省、西康省、沈阳市等33个省市建议，在第6条增加牧区草原属于部落所有。

(二)在行政处罚中，受处罚人可否以他人有同样的违法情形但没有受到处罚的事实，作为自己不应当受处罚的抗辩理由 《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于是，吴某只好在法庭上提出了这样的抗辩。

经查明事实之后，L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依法作出限吴某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上述六处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许可法》第5条第3款规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当然，如果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没有就选择性执法的合目的性说明理由，那么，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也可以补作理由说明，对此法律并无禁止规定。当然，所说理由是否成立、正当，在行政相对人不认可时，尚需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本文所涉的吴案属于非随机型的选择性执法。

《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以及《行政复议法》第28条中的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等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准，都可以被看作是行政法落实对平等权法律保护的具体措施。但是，这种情形通常限定于同一案件中的多个当事人之间的处理，如A、B两人共同殴打C，A、B两人在殴打过程中地位主次难分，但公安机关只处理了A而没有处理B。其中说教会应当享有自由且此自由不受侵犯，其权利不受干扰，那么这些权利和自由是什么内容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宪章并未予以说明，结合语境我们认为它并不是本宪章赋予的，而是先前已然存在的。

很多著述家，包括霍布斯，在讨论对暴君的效忠与反对时，也将对其的惩戒权留给了上帝。所以，自光荣革命以来，宪法性惯例的地位逐渐上升，人们一般都会遵守这些宪法潜规则，英国也从未因此而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到14世纪时，普通法已经被英国人视为了自己的法律，而对普通法的这种高度的、内在的认同感正来源于后者对英国人自身权利和自由的认可和保护——而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更愿意自觉地守法。而后来的历代国王在就职宣誓中也都必须承诺，要保证英国人享有其固有的权利和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作为国王之理想或所宣扬之意识形态的君权至上相比，君民共治则是臣民一方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英国的宪政体制就是在这两种思潮的紧张关系中逐渐发展的。它选择自己最为信任的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它并不直接选择他们，但它在间接选择他们时却几乎是无所不能。

一、本质主义的进路 之所以说普通法是高级法，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性，是英国社会基本价值信条的汇集和英国民众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它尊重了个人的基本需求，反映了英国社会基本的生活规律。倘若事变碎起，或因内乱，或由外患，内阁为取得较大威权以应变计，应即召集巴力门开会，以请求巴力门授予相当权力。也正因此，有人强调，美国强调的是宪政，而英国强调的则是法治。而《大宪章》则是骑士阶层要求国王确认并尊重自己依照习惯法所享有之权利的最著名的尝试，以至后来每位国王在即位时都要对《大宪章》进行重新确认，或宣誓要保护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

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则直接使用了承认并宣告下述人和公民的权利的表述。但自20世纪30年代后，行政法及其研究在英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间俨然已成为显学，令其它部门法汗颜。而议会立法因为操控于变动不居的议员之手而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到17世纪上半叶，以圣经和父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绝对君权理论掌握着主流话语权，成为普遍常识。

但这一趋势和司法审查的理由并非越权原则所能解释，因为这些机构或组织的权力并非来自制定法或英王特权，因而法院对它们的司法控制也就并不能通过援引是来自议会明示或默示的意志所设定的权力范围来加以说明。世界各族人民对自己的权利都相当珍视，但珍视到如英国人这般程度以至为之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可能并不多。

他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是因为它们被这个王国的民众所认可并接受了。同样，也只有规则是明确的、权利义务是确定的时候，一个人才是自由的：自由人的负担也许比农奴还要重，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完成了这些任务他就是自由的了，领主就不能再让他多干一丁点。

议员由选民决定，而政党会有组织地参与竞选，获胜后其党首会出任首相、组成内阁……如白哲特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名义上是议会主权，但实际上英国的宪政实践很大程度上是政党政治，行政对于议会有很大的主导性。因此，议会和内阁的关系成了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宪政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它与道德密切关联，是公共理性的典范，具有连续性和演进性。如果我们视法治之要义为对既有规则的认真遵守，那么依据该既有规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也应该是确定的。而普通法宪政主义背后还有着更深的社会背景。[37] See Hal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43. [38] See Sir J. Laws, 'The Constitution: Morals and Rights', 622 Public Law (1996); also his 'Judicial Remed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1994) 57 Michigan Law Review 213. [39] See T.R.S. Alla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Rule of Reason: Consent and Constitutionalism', (1999) 115 Law Quarterly Review 221; also his 'Dworkin and Dicey: The Rule of Law as Integrity', (1988) 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66 and Constitutional Justice: A Liber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40] See T.R.S. Allan, 'Legislative Supre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1986) 44 Cambridge Law Journal 111. [41] See Sir J. Laws, 'Judicial Remed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1994) 57 Michigan Law Review 213. [42] See D. Oliver, 'The Underlying Values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in M. Taggart (ed.),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 p. 241. [43] See T.R.S. Allan, 'Dworkin and Dicey: The Rule of Law as Integrity', (1988) 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73. [44] See Thomas Poole, Back To the Future? Unearthing the Theory of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3.23 (435). 参考书目 1.【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因此，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宪政思想更多围绕的是国王、议会、内阁等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分配及其间所应遵循之原则展开的，而在这两方面则以戴雪和白哲特的论述最为重要。以上是英国议会主权原则的主要含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与美国的宪法至上、国会只是三权中之一极非常不同。

制定法所导致的激进变革如果能够为民众的实践所接受，那么它也会融入这个法律体系——事实上，今天普通法的很多规则都来自于过去的制定法。因而英国议会立法中这样的条款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起到限制或者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效果，而法院经常运用的武器正是越权原则。

后世历代国王就职时都需要宣誓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也证明了有些与法律相关的东西是早于国王的。有亨利八世这样的强势国王，也有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这样的被废黜者。

因此有人认为，越权原则在英国的高扬是与英国议会地位不断提高、议会主权原则确立相适应，是议会主权的必然产物。这构成了英国宪政思想中两个重要的观念：王在法下和君民共治。从降低当事人申请司法审查资格到申请救济程序的简化，由过去仅对管辖权法律错误进行审查拓宽至现在对所有法律问题都可纳入审查范围等等，司法审查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的尊荣部分是那些带给它力量的, , , 部分，那些凝聚其运动力量的部分。

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立法者，不仅是制定法的立法者，也是普通法的立法者。因为一旦宪法性惯例被破坏，其最终会通过法治原则而引起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崩溃。

但王权的提升和维持不仅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也需要理论上的支撑。相反，议会立法并非与道德直接关联，也不是公共理性的完美模式，权宜、易变。

同样，也只有规则是明确的、权利义务是确定的时候，一个人才是自由的。后来由于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出身于德国）不懂英语且关心德国事务甚于英国而不再参加此行政会议，国王遂退出了枢密院会议的讨论，并由众大臣选择一位首领（即后世的首相）在讨论结束后向其作专门报告，国王实质上脱离行政也从此逐渐成为惯例，这个开始独立开会的枢密院组织慢慢演变成了内阁，并逐渐成为了政府系统的核心。

所有这些（包括授权立法和法院立法在内）都是一种从属立法，以议会的同意而存在，受议会的意志表示而生效。另外，他还提出了诛暴君这一政治命题。传统上认为，所有合法的法律都源于议会的制定——这与戴雪的主权不可分割观念是一致的。为此，需要从各郡、自治市选出代表来参加与国王的谈判，1295年，举行了第一次全王国三个阶层的这种大会，成为了后世议会的先驱，被称为模范议会。

二、英国公权力的形成和发展。前者是为了从正面昭告天下，为了民众之幸福，作为个体之权利不容侵犯和践踏。

那么在规范议会特权之行使方面，也存在一些宪法性惯例。普通法宪政主义则认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来自议会和行政两个方面：议会也可能制定压迫性的法律，而行政则可能以压迫性的方式来执行非压迫性的法律，唯一能够免于这种质疑的政治机构就是普通法法院。

而英国人则诉诸了另一种逻辑：古老的传统。因此，既然政治决策的最佳场所是最能保证道德-政治争辩的最高品质之地，他的结论就是，就作为解决正义问题的方法而言，普通法在很多方面都优于立法过程。